小泡菜做成了大产业。
“2012年起，我们就在全国率先探索建设现代农业园区，全面推行‘园区+’模式。”四川省眉山市副市长宋良勇说，东坡泡菜产业集群已形成了210亿元的产业规模，占据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。
以路为媒，打造千里山海乡村振兴路。
“2019年开始，我们聚力打造了1001公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，迅速成为全国性的网红公路。”山东省威海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周华说，千里山海路已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路，串联起17个特色小镇、60个美丽乡村、400个特色村、197处产业园和家庭农场，覆盖全市64%的镇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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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日举办的“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”分论坛(图③，游庆辉 摄)，也成为一场乡村振兴经验分享会。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振兴实践者、专家学者，围绕如何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“富春山居图”，展开了头脑风暴。
大家纷纷表示，要通过重温《摆脱贫困》这一光辉著作，深刻感悟其中蕴含的真理伟力和思想伟力，增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自觉性坚定性。
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卢长宝认为，“三让”愿景系统描绘了未来乡村的美丽景象，也是衡量乡村振兴成效的关键标志。
“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”，就是要让搞农业有干头，有赚头，从而使贫困丧失生存的土壤;“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”，就是要借助科技进步与产业发展东风，帮助农民职业化，强化本土就业;“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”，就是要让农村人不仅可以享受与城里人一样的公共设施、公共服务，还能拥有优美环境、田园风光。
东北农业大学副校长、教授郭翔宇则为现代版“富春山居图”，构建一套可量化的指标体系。
“研究构建农村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，定量评价和动态监测农村现代化进程和水平，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性工作。”他的这套指标体系，包含农业现代化、农民现代化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等4个一级指标，下设13个二级指标和58个三级指标。
有了量化指标，就可以直观地看出乡村的振兴轨迹。郭翔宇介绍他的研究结果：2010年以来，全国农村现代化水平呈现持续上升趋势，2019年全国农村现代化水平指数为52.71，处于农村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期，2024年农村现代化将进入起步阶段的后期，2033年将进入基本实现农村现代化阶段。
谋定而后动。有了明确目标后，如何选择乡村振兴路径呢?
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家恩，在家乡宁德开展了多年乡建实践。他讲述了屏南县从“弱鸟”变“靓鸟”、从“空心村”到“网红村”的蜕变故事。
“2015年以前，屏南有近八成农村人口外出。”潘家恩说，走城乡融合道路，让要素回流，是激活沉睡乡村的不二法门。在实践中，当地选择了文创策略。
近年来，屏南探索发展村落文创产业，形成了“党委政府+艺术家+古村+村民+互联网”的发展模式。当地政府不仅“引进高人、引回亲人、引来能人”，还创造条件让人“留下来”。很快，古厝、田地等各种闲置资源被唤醒了。曾经常住人口不足200人的龙潭村，现已回流老村民300多人，吸引新村民100多人，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。
广东省社科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宋宗宏，同样强调城乡融合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不仅要“立足三农抓三农”，还要“跳出三农抓三农”。
“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，统筹县域产业、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、城镇开发、村落分布等空间布局，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，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，推动县镇村功能衔接互补。”宋宗宏说。
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朱元臻，则主张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。
“近年来，乡村数字转型已取得显著成效，但仍存在城乡数字鸿沟较大，数字乡村建设地区不平衡、要素支撑较弱、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协同性不强等问题。”他认为，应当积极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，健全乡村人才数字化新队伍，开拓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新局面，构建乡村治理数字化新体系。
社会力量同样不可缺位。
“在脱贫攻坚阶段，以慈善组织、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为代表的慈善力量，在生活救助、教育扶贫、医疗扶贫、产业扶贫、易地搬迁扶贫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，成为我国扶贫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、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理事长张所菲认为，应当推动汇聚慈善公益等社会力量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不久前，国家乡村振兴局和民政部联合印发了《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》，提出要组织动员部分重点社会组织对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对接帮扶，围绕乡村发展、乡村建设、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，打造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公益品牌。
据悉，此次分论坛共征集到论文23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