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，一则关于富士康在郑州各大高速路口“抢人”颇有戏剧性画面的新闻登上热搜，只要在职90天且满勤55天，奖励8000元，推荐人可领500元，简而言之，“急缺人，钱多速来”。
富士康郑州工厂主要负责苹果iPhone手机的组装，按照苹果每年9月举行秋季发布会的惯例，作为iPhone最大组装厂，富士康需要备好产能，而在疫情影响之下，招人难上加难。
但“钱多速来”似乎骗不到年轻人了，网友们对此的反应出奇的一致，“流水线工人，培训五分钟就可上岗”、“现在都没人愿意去工厂干活了”、“为了招人也太拼了”、“一个整天到处招人的工厂肯定是血汗工厂，再不改善就业环境，提高工人薪资和福利待遇拿什么留住人?”
“进工厂，一辈子就毁了!”
三十年前，富士康这样的工厂是年轻人梦想起航的开端，如今从网友们的评论反映出，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工厂们是梦想的终结，大量工厂招不到人。
今年春节后，比亚迪在抖音招人，岗位包括电工、钳工、喷漆工等，返费奖金最高17000元;福耀玻璃厂招玻璃搬运工，年龄放宽到了45岁，小时工资19元，两班倒，有饭补;更夸张的，还有工厂老板包机接工人。
富士康、比亚迪这样的大厂以高薪吸引都招不到人，中小工厂的状况可想而知。根据中国经济网的报道，在长三角主要制造业领域，江苏955家企业中，46.5%的企业报告称招工困难。
从整体劳动力市场来看，截至2020年，我国有8.8亿劳动年龄人口(16岁到59岁)，总数全球第一，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了3.85亿人，占比为43.79%，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达到了23.61%，均比10年前提高10个以上百分点。
不缺人也不缺教育的情况下，制造业“用工荒”持续至今。
这是因为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整体偏低，无论是普通工人，还是技能型工人，不再有吸引力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19年，全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为70494元，平均每月5874元，低于规模以上企业75229元的平均工资水平。
《半月谈》一项调查显示，哪怕是技术工人，在一般企业也只能拿到两三千元，就算坚持干了二三十年的老工人，工资也不过就四五千。此外，工厂的工作环境压抑，员工福利差，超负荷加班，晋升通道狭窄等原因，招到人也留不住人。
与此同时，互联网经济的兴起，催生了一批新型职业，比如外卖配送员、网约车司机、直播带货，年轻人选择范围更大，不再是只有进厂这一条出路。
相关数据显示，美团外卖400万骑手当中，有35.2%原来就是产业工人;40岁以下的占比为83.7%，拥有大学文凭(大专、本科、硕士及以上)的骑手占比高达24.7%;饿了么一共约有300万蓝骑士。这也让许多企业家痛心“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，也不愿进工厂”。
职业教育迎来春天
如果说这批投身“送外卖”等新兴行业的年轻人只是让制造业失去了新鲜血液，还透露出一个更为紧迫的隐形因素，那就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虽然提高了，但由于职业教育不成体系，本科教育又与制造业用人市场脱钩，科技型、技能型人才严重缺乏。
这也是为什么制造业几乎年年都在喊“用工荒”，而失去吸引力的富士康们，是整个中国制造业18年来劳动力需求变化的一道缩影。
2004年春节前后，珠三角、长三角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、主要制造业地区出现了局部“用工荒”，当时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，国有体制改革初步完成，民营经济焕发活力，再加上中国加入WTO不久，大量订单从世界各地飞来，缺的是低端劳动力。
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，大批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倒闭，经济复苏后，“用工荒”逐渐蔓延至中西部省份，演变成全国性常态化“用工荒”。这一次是在“腾笼换鸟”，从低端制造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下，缺少技能型劳动力，更准确来说，是“技工荒”。
制造业年年上演的“用工荒”本质上是“技工荒”，要想从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智造”深层次转型，在人才培养的源头就面临一场“脱胎换骨”。
如何破解制造业长期以来的“用工荒”，或许可以把老牌制造强国——德国——作为范本来观察，人口仅8300万，却诞生了2300个世界名牌。
据德国赫尔曼·西蒙教授统计，全世界近2734家隐形企业冠军，其中仅德国就拥有1307家，除了耳熟能详的行业巨头奔驰、宝马，德国的中小型企业更加不可小觑，它们在全世界超过一半的制造业细分行业占据着领导地位。
“德国制造”一方面得益于百年工业化老牌强国的深厚底蕴，另一面是对职业教育的重视，形成了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。德国前总统赫尔佐格曾说，“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多博士，而是更多(工业)技师。”
在德国，高校分成职业院校、技术型学校、学术性学校，三者地位平等。最重要的是，德国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中，企业重度参与。
从经费来看，企业投入大约占65%—75%，政府投入占25%—35%;从教学方式来看，学生三、四天在企业当学徒，其余时间在学校上课;学校老师教理论，在企业有专门的实训教师进行指导。
德国制造的职业教育所反映出来的朴素信念是，“纸上谈兵”不行，还得“实践出真知”，打通校企，从源头上保障了人才和企业需求吻合。
而在我国，职业教育一般分为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。长期以来，学历教育在初中毕业后开始分流，一部分就读普通中专、职业高中、技工学校，另一部分读高中，通过高考走上专科院校和本科院校。但在“高考决定命运”的社会共识下，形成了一个以本科为界限的“学历鄙视链”。
2016-2020年，我国普通本科以及专科毕业生总人数呈上升趋势，而制造业所需的人才缺口却越来越庞大。
今年2月，人社部公布的《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“最缺工”的100个职业排行》，近一半与制造业相关，尤其是“智能制造”领域。
人社部数据还显示，目前中国制造业人才缺口已达1600万人，预计到2025年，我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。
与德国类似的校企合作早几年其实国内也流行过，但到实际操作层面并没有向德国那样务实，一些职校与企业合办的校企办或重点班，比普通专业多收7000、8000元的技能培训费，所谓从企业聘请的教师实际只有中专学历或并无实践经验，签下的就业协议处处埋坑，最后学生浪费了青春、金钱，没有学到专业技能，进入社会找工作碰壁，加剧“学历鄙视圈”。
去年，“双减”政策落地，教育迎来重大改革，职业教育受到多方关注。国家提出“职业教育实行政府统筹、分级管理、地方为主、行业指导、校企合作、社会参与”，要求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”。
今年5月1日起，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，首次明确“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”，并规定“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、就业、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”。
教育部提出扩大职业本科、应用型本科在职教高考中的招生计划，满足中职学生接受高层次教育的需求，并表示使“职教高考”成为高职招生主渠道。
政策吹暖市场，职业教育迎来春天，资本迅速跟进。根据多鲸的报告，2021年，职业教育一级市场共发生融资61笔，融资总金额破78亿人民币，在整个教育行业的投融资占比创下近年新高。
校企合作方面，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中公教育在2021年12月成立职教事业部，与四川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、重庆理工职院、南通工贸技术学院等多家高校合作，构建实训项目，涉足智能航空、IT实训、数字经济等领域。
今年3月，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与华为作签订了为期10年的校企合作协议，双方在人才培养、科研合作、高水平专业群建设、创新创业平台、智慧校园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，共同建设全国示范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，建成全球数据中心运维人才培养基地。
回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之路，用短短30年时间完成了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逆袭，在赢得新一轮“中国智造”时，若不从人才培养上下苦功夫，建立起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，“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进工厂”的话题只会无限延展开来。
